至今仍偶而想起那一場不知因何而起，最終亦不知為何消失的疾病，恍恍惚惚不甚真切，一切彷若夢境。
多年前的盛夏，我第一次來到這個特別的工作場所。那是一棟大型的五層樓建築，兩百多個工作人員將在接下來的兩週裡一同住在這裡，這份工作的特別之處在於工作期間我們完全不能和外界接觸，在重重的安全檢查後眾人所有的電子產品、隨身碟、手機、一一被沒收保管。進入建築物之後，我發現那是一個完全看不見外面世界的地方，窗戶被層層貼上封條無法透光，因嚴密防範而上鎖的大門一共有三道。
不過我這個頭一遭來的菜鳥，對那些嚴密檢查毫不在意，就像是劉姥姥逛大觀園般的只對吃喝玩樂感興趣。之前其他經驗豐富的工作夥伴極力慫恿我參加這項工作時，曾不斷告訴我福利有多好：一天吃六餐，三餐之外再加上三頓點心宵夜，而且準備的點心都是各地有名的小吃；冰箱裡滿滿的各式飲料果汁鮮奶，冰櫃裡隨時擺放各色冰品，餐廳桌上一直有水果，愛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據說離開時每個人平均會胖兩公斤。除此之外，為了怕大家無聊，地下室交誼廳裡有跑步機、投籃機、跳舞機、乒乓球桌、撞球桌，還有我最愛的按摩椅啊！這回換我進來一探究竟，真是所言不虛，我才把行李放進寢室，就立刻跑到地下室探看，一應俱全呢！
不過我是來工作不是來玩樂，享受之前得先付出代價。我負責的那部份工作要在前一個禮拜完成，第二個禮拜再將我們的工作成果交由其他組別去執行，時間進程卡得非常緊湊。在我們工作小組負責完成任務的那一個禮拜，除了用餐時勉強偷個閒外，其他時間都在密集做事，壓力很大且精神耗弱，每個細節都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討論，仔細斟酌甚至到吹毛求疵的地步，在成果出來前，層層步驟不斷重複進行。總之，進來工作的我，前一個禮拜常是累得一回寢室洗個澡後倒頭就睡，根本沒機會吃喝玩樂，不過沒關係，忙完就有好日子啦！我這樣安慰自己。
可惜天不從人願，一個出乎意料的苦難在後頭等著我。其實開始工作的第二天我就覺得身體怪怪的，後腦勺十分疼痛，全身悶悶熱熱，我想大概是壓力太大身體太累，並不以為意，且責任在身也不容許休息，就撐著吧。那些天我一點東西都不想吃，不但三餐豐盛的食物引不起我的興趣，那些五花八門讓人流口水的各式小吃竟也叫我反胃，這對貪嘴好吃的我而言真是反常，我開始驚覺身體真的不對勁了。
工作到第四天我開始發高燒，但工作尚未完成我怕耽誤進度，所以沒告訴工作夥伴，自己到醫務室拿普拿疼吃了退燒繼續工作。就這樣燒燒退退，頭昏眼花地撐了兩三天，直到第六天深夜，我被叫去為工作成果簽名（只要大家一簽上名字確認完成，我們這個小組負責的工作就完全結束，剩下的就是其他工作小組負責了），簽上名字是我對這份工作的最後印象，之後的事全不記得了，因為事後聽工作夥伴們說我竟然在簽完名後就昏倒了。
接著他們緊急找了醫生進來診療我，可是問題在於醫生非工作人員，依規定是不能進來這棟建築的，所以我被攙扶到第一道大門和第二道大門間的隔離空間檢查，檢查的過程必須全程錄影，嚴密防止醫病間有其他不屬於病情的交談。不過初步檢查不出發燒的原因，我被抽了血送出去進一步化驗。
在等待檢驗結果出來的那一兩天，我完全不能動地躺在寢室裡，高燒到四十度一直退不下來，別說是吃喝玩樂了，連夥伴們送來的三餐、點心，都原封不動地再端走，我一口也沒吃，只記得他們一直叫我多少吃ㄧ點，我卻一吃就吐得淅瀝嘩啦，連胃酸都嘔出來了，天旋地轉，頭痛欲裂。就在依規定可以離開這裡的時間到來的前五天，抽血檢查結果出來了，是急性腦膜炎，據說成人得腦膜炎的致死率不低，所以即使依規定還無法離開這裡，我仍被送去醫院。
這是工作團隊們從未遇過的狀況，不曾有人在工作規定的時間還未到就先行出去，於是所有的人都嚴陣以待，我記得被帶離時警笛聲大作，不但有救護車，還有警車護送（其實是監視），更詭異的是在救護車上時，還有工作人員拿著攝影機拍下我的一舉一動，面對一個垂死的人做如此無聊的事，他也很無奈吧！那台攝影機後來架在我的病床旁，二十四小時拍我，足足拍了五天，直到解禁的時間到為止，我第一次有當明星演出Life Show的感覺。在醫院的那五天，工作單位派了一位女雇員照顧我，她對我很好，即使素昧平生，但她晚上還留在醫院裡陪伴，雖然我知道她實際的工作仍是監視我，連病房門外都有女警輪三班二十四小時看守，不知情的人一定以為病人是通緝犯。
總之，我做了一連串的檢查、治療，但還是高燒不退，最後醫院決定要抽脊髓液確定感染病毒是什麼，但這項治療必須經過家屬同意，不得已之下依規定在時間內不得與外界有任何接觸聯絡的我，只好打電話給先生。沒錯，當然是全程錄影、電話錄音，而且還有好多工作上司在一旁「陪同」，我那不知情的先生接到我的電話興奮極了：「ㄟˊ 不是十一號才能出來嗎？我們好想你喔，你怎麼現在可以打電話？我去叫小朋友來聽。」我用虛弱的聲音趕忙制止，告訴他我的狀況，醫院要他口頭簽署同意我抽脊髓液。他一時語塞，聲音開始哽咽，問我為什麼會這樣，他要立刻驅車趕來。我深怕他又說出什麼「不得與外人道」的話，只好告訴他電話有錄音，而且他來也見不到我，因為按理說我還在不得與外界聯繫必須要被隔絕的期間。後來上司們、醫生們和他說了一堆安撫的話，他才漸漸平靜，告訴我十一號那天中午要來接我，叫我別害怕。
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沒力氣害怕也不懂得害怕，因為體溫高得我完全處在幾近昏迷的狀態中。直到我一個人躺在病床上弓著身體像蝦子一樣抽脊髓液時，我才終於哭了，無助又難受，脊椎的底部靠近臀部的部位又痠又痛，長長的針刺進身體時我全身顫抖，醫檢師大聲制止我：「不要動！」我也不想動啊，但那十五分鐘的痠痛簡直持續了一個世紀那麼久，我眼淚掉個不停。而且該死的是，這一切的不堪依然全程錄影啊！
幾天後我終於出院了，但我並沒有被先生接回去，而是坐著救護車轉到離家近的大醫院，我那可憐的先生開車一路跟在救護車後面回到台北。為什麼轉院而不是出院？因為我還是高燒。脊髓液檢查的結果只能知道不是哪些病毒感染的，卻無法確定到底是什麼病毒感染的，甚至不確定是細菌性還是病毒性引發的腦膜炎，所以得持續住院觀察。於是，我在大醫院又住了兩個禮拜，而且，也許因為大醫院有專業的考量吧，完全不採信前一間醫院的檢查結果，所以我所有的檢查都再來一次，折騰得半死。是的，我又抽了一次脊髓液，當我聽見大醫院的醫生堅持要再抽一次脊髓液時，我幾乎崩潰欲哭無淚。
故事最後的結尾是我在大醫院又住了半個月，直到燒完全退了醫生才放心讓我離開。在家休養二個禮拜後回診時，身體狀況已經完全恢復正常，老天保佑似乎也沒什麼後遺症。大醫院的醫生在第二次抽的脊髓液中並未檢驗出任何結果，他無法明確告訴我這一切究竟因何而起，也說不準病症是如何消失的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。什麼事都沒發生？也許吧。
接下來數年我仍幾次參與這份工作，每次接下這份工作後我都至萬華龍山寺虔誠祝禱一切順利，每當進入這個特別的工作場所時，我都負責認真專心致志地完成任務，再也不想那些吃喝玩樂的撈什子了。那場驚心動魄又船過無痕的病，就當作了個夢吧！
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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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章來自《桃園電子報》。原文：副刊／彷若夢境的一場病